清末民初,曾流傳著一句民諺,“凡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當年,晉商以金融開路,執商界之牛耳。晉商行銷范圍廣、資本厚、路線長,為求重利,不惜曠日持久、勞神費力。晉商每開拓到一處沃土,便親幫親,鄉帶鄉。久在異鄉的生意人,難免會有無盡的鄉思。同在一處的鄉親,便自然地相親起來。出于生意場上互利互助以及聯絡鄉誼的需要,同鄉會館便應運而生了。從明朝中葉起直到清朝末期,晉商在全國各省的城鎮間陸續建成許許多多的山西會館或與陜西商人合設的山陜會館。這些會館遍布全國,伴隨著晉商度過了顯赫一時的輝煌。
晉商會館
始于明盛于清
明清時期,山西商人赴全國各地經商的同時,在全國各地的同鄉商人集聚得也越來越多。由于經濟力量的強盛,晉商便自發籌集資金修建了許多會館。這種會館,既是山西同鄉商人聚會活動的場所,也是一種民間社團組織,類似于當今山西人在外地組織的山西同鄉會或山西人在外地設立的辦事處。
當時的晉商久居外鄉,身處異地,受不同地域文化和風俗習慣的阻隔,總有一種孤寂感。為了消除孤寂之感,他們首先想到語言相通、志趣相投、習俗相同的“老鄉”,所謂“親不親、故鄉人”。地域的紐帶將他們連接到一起,同鄉的情分,自然拉近了商人間的距離。再者,根據中國人“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的傳統觀念,他們也需要朋友間的互相幫助。但更主要的是,通過同鄉這條紐帶,商人們可以團結起來,共同維護同鄉同行的利益,并與其他勢力的侵害進行斗爭。
明清時期,商人建立會館在全國是一種普遍現象。但山西商人所建會館之多,在全國各大商幫中首屈一指。這當然與當時晉商在商界的地位有關。在全國各地,山西的商人們捐巨資,修建了許多規模宏大、富麗堂皇的會館。他們常聚集于此,或喝茶聊天、盡興看戲、聯系感情、增進鄉誼;或商談事務、解決糾紛、制訂行規、規范市場;或公決大事、形成合力、一致對外、維護利益。晉商會館既是一種商業組織,也成了漂泊在外的山西商人的“家”。
晉商會館的建立,與山西商人的發展相適應。山西人在異地建立會館,最早始于明朝隆萬時期。當時的會館規模較小,其功能主要是在京的晉籍士人的聚會場所。明代實施開中法以來,晉商以“極臨邊境”的地理優勢,捷足先登,逐漸成為明代最有勢力的商人群體。
清代以后,晉商設立的會館有了蓬勃發展。京師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晉商為活動方便設會館于京師。大體上,晉商前后在京師設會館有40處以上。與此同時,在國內各商埠集鎮,晉商先后設立晉商會館。
這些會館的設立,首先與當地商業、經濟的發展和交通有著很大關系。以河南南陽社旗山陜會館為例,賒旗店地處漢水交流的唐河上游,潘、趙二水環繞如帶,由鎮東北與西南流過,后二水合流,向南入唐河,唐河繼續向南流入湖北襄陽(今襄樊),最終匯入漢水,直通漢口;而北經萬城、平頂山,可直達洛陽、開封。清代的賒旗店是一個四通八達的水陸要沖,為兩湖、江西、福建、安徽、河南、河北、山西、陜西九省通衢,也是北京通往云貴驛道的中間站。于是,山陜等省商人紛紛到此建房設店,流寓定居,使賒旗舟楫車馬,熱鬧非凡。糧食、棉花、食鹽、布匹、煤炭、竹木、茶葉、桐油、生漆、藥材、曲酒等各種物資匯集此鎮貿易、儲存、轉運,形成一個物資貿易中心。因而,賒旗店迅速發展為“北走汴路,南船北馬,總集百貨”的繁華巨鎮。而在賒旗店,最活躍的商人就是晉商。他們最早來到賒旗店從事茶葉、綢緞、刺繡、木材、食鹽、布匹等商品的南北轉運,其中茶葉為晉商經營的最大宗商品。山西茶商采買福建武夷山或湖南、湖北等地茶葉后,由水陸兩路運抵漢口,由漢水至襄陽,轉唐河北上達賒旗店,再改陸路,由馬匹馱運北上過平頂山、洛陽,渡黃河,入山西,經晉城、長治、祁縣,到太原、大同,再經張家口或歸化(呼和浩特),用駱駝穿越戈壁沙漠,運至庫倫(今烏蘭巴托)、恰克圖,與俄蒙商進行貿易。賒旗店正是這條“茶葉商路”上的一個重要中轉站。于是,山西商人為了適應貿易的需要,首先在賒旗店創建了晉商會館。
隨著經商活動的擴展,晉商會館的建立又有所發展。除在京師設立許多會館外,晉商又先后在天津、山東、上海、江蘇、湖北、河南等全國多地設立會館。
遍布全國的
晉商會館
晉商會館,有山西商人共建,山西省地方商幫、同行業商人所建幾種。由山西商人共同集資修建的會館,一般一地只有一所,代表當地晉商的共同利益;地方商幫和同行商人集資修建的地方、行業會館,一地可以有多所,分別代表各州縣和同行商人的利益。據《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輯錄,山西各州縣商人在京城所建的會館多達15所,涉及顏料、棉布、染坊、糧油、干果、紙張、鐵器行、煙行、金融業、雜貨等行業,占在京各省商幫會館的一半多。
除京城外,一般在外省的晉商會館是由山西商人共同興建的,多冠以“山西會館”“山右會館”“全晉會館”“晉業會館”“關帝廟”之名稱。山西地方商幫興建的會館,冠以本地名稱,如“澤潞會館”“河東會館”“潞安會館”“襄陵會館”“平定會館”“盂縣會館”等。山西同行商人興建的會館,則冠以行業名或加地方名,如平遙顏料會館等;也有的不稱會館,直接叫某某行業或商會,如山西造紙商人在北京建的造紙同業、山西票號商在北京建的匯元莊商會、賬莊商人在北京建的賬莊商會等。
還有一些會館是山西商人和陜西商人合建的,稱“山陜會館”或“山陜廟”。這類會館多建于山東、廣東、湖北、河南、甘肅等地。山陜商人合建會館,一是因為山西、陜西兩省地域相近,僅一河之隔,同屬黃河流域,在歷史淵源、自然地理、經濟、文化、民情風俗等方面有許多相同之處;二是秦晉兩省友好往來自古亦然,早在春秋時期就已結成“秦晉之好”。
在外省一些地方,晉商會館又被稱為關帝廟。這是因為,首先會館具有祭祀神祇的作用,“會館所設,所以答神祇,睦鄉誼也?!彼袝^都供奉有各自崇奉的神祇。其次,在所有會館中,只有晉商會館祭祀關羽,建有關圣正殿,而外省商人會館是不設關帝神位的。眾所周知,關羽是山西解州人,三國時期蜀國著名大將,其一生忠義守節,具有“義薄云天”“義利分明”“義不茍取”“信義昭著”“言必忠信”“信必篤敬”等傳統,被歷代統治者尊為“關公”“關帝”。關圣大帝出自山西,是山西本土的神圣,被山西人推崇至極,而山西商人又巧妙地利用關公這一民眾共同崇拜信仰的偶像,把商業價值觀念和關公的忠義精神,以及民眾的崇拜心態結合在一起,借助會館這一組織形式,把忠義文化推廣到各地。
因為晉商會館中普遍供奉關帝圣君,所以外省人把晉商會館稱作關帝廟也就不足為奇了。比如,當時位于京師的平遙顏料會館,正殿除列玄壇老爺、增福財神、梅葛仙翁等神位外,還設有關圣帝君位。而外省商人會館中基本是沒有關帝神位的。河南北舞渡山陜會館創建戲樓的碑記中,也盛贊關公,把關公與孔子并列,稱孔子為“文夫子”,關公為“武夫子”??梢婈P公在晉商心目中的地位是除孔圣人之外,無與倫比的。關公以忠義、守節留名后世,被民間尊為義神的化身,而晉商恪守“誠信、義利、篤實”的商業信條和經營理念,正好與關公精神相吻合,所以被山西商人尊為經營之神。
巍峨壯觀的
會館建筑
晉商會館的發展,不僅表現在大量建立新會館上,而且更表現在會館宏偉的建筑規模上。
開封的山陜會館,由清乾隆年間山西旅游客商集資興建。道光時,陜商加入,易名山陜會館。1933年甘肅商加入,又易名山陜甘會館。該會館建筑巍峨壯觀、布局嚴謹、裝飾華麗,尤以磚雕、石雕、木雕精美絕倫,堪稱“三絕”。會館前有磚雕照壁,上嵌“二龍戲珠”“八仙過?!奔叭宋铩⑸剿?、花卉、鳥獸等大大小小圖畫,尤其一對小巧玲瓏的算盤和賬簿,顯露出會館濃郁的商業氣氛。照壁兩邊有掖門,在右為鐘鼓樓。順甬道北向有牌樓,飛檐相錯,斗拱互交。牌樓后有正殿、配殿,均用琉璃瓦覆蓋,翠碧輝煌。殿樓內外浮雕透雕造型生動優美,堪稱清代雕刻藝術精品。館內關帝廟中,關羽的雕刻比比皆是,如鐘樓上有“關公斬蔡陽”的木雕,牌樓有“掛印封金”“脫離曹營”“過五關斬六將”等雕刻。牌樓下部抱鼓石有“狄仁杰登山望母”“薛仁貴汾河灣夫妻相會”等雕刻。晉商把鄉土題材融于建筑藝術之中,使人觸景生情。
洛陽的山陜會館始建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前后,道光時曾修繕。殿宇房間計有“中正殿五間、關圣帝君拜殿五間、殿前牌坊一座,對面舞樓五間、照壁一座、東西門樓四間、配殿東西各三楹,官廳各三間,香火僧住屋四院、山門三間,修廊二十間”。整個建筑面積達1000余平方米。其建筑形式是以中軸線為基準,左右對稱,布局嚴謹,層次分明。殿堂采取臺階式上升的整體建筑結構,為我國傳統的宮殿式建筑,集建筑、雕刻、繪畫、陶瓷工藝為一體。
洛陽的潞澤會館,為清乾隆九年(1744年)山西商人捐資而建。其館舍重樓飛檐,氣勢宏偉。院內兩對石獅,姿態威武,栩栩如生。南陽地區賒旗鎮的山陜會館,始建于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會館占地5467平方米。會館在興建過程中,“運巨材于楚北,訪名匠于天下”,燒制琉璃瓦的瓷土,用騾馬從山西馱來。整個建筑分前中后三個院落,位于中軸線上的建筑有照壁、懸鑒樓、石碑坊、大拜殿;兩側有鐵旗桿、石獅、轅門、馬廄、鐘樓鼓樓、廂房、藥王殿、馬王殿、配殿、道坊院等。
蘇州的全晉會館,始建于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進入前廳兩側各有一座專為迎客奏樂而建的亭閣式吹鼓樓,樓內各塑六尊吹鼓手,各持樂器,似有陣陣鼓樂從樓中飄出。明式戲臺是會館建筑精華所在,戲臺高出地面二米許,三面臨空,飛檐高翹,戲臺頂部采用半球形內旋式穹窿頂,在米紅色的底壁上有324只黑色蝙蝠和306顆金黃色云頭圓雕,由下向上斜行成列,相依相繞18圈最終匯集到頂部的紫銅鏡上。其建筑不僅十分精美,還運用聲學原理起到了聚音作用。
多倫諾爾位于內蒙古高原南端,是內蒙和河北、山西的交通要沖,也是旅蒙晉商活動較早的地方。這兒不僅是畜牧及野獸皮毛集散地,而且盛產木材、魚、堿等。乾隆十年(1745年),旅蒙晉商在此修建了“山西會館”(原名關帝廟)。會館總面積5200余平方米,院分三進,大殿四座,附跨殿六座,還有山門、配門、戲臺、鐘鼓樓、神象殿等建筑物共計95間房屋。正門俗稱“過馬殿”,兩頭石雕雄獅矗立,東西各配有碑房一間。穿過正門為大戲臺,戲臺前兩根圓柱雕刻彩畫奇麗。戲臺對面為兩座“過殿”,過殿兩側配有對稱長廊。穿過過殿為正殿,內塑關羽手捋胡須像,左周倉橫刀,右關平持劍。
晉商會館
建造資金來源
通過眾多的碑記、志記可以了解到,晉商會館的資金主要來自商戶集資,集資的方式大體上有兩種,即厘金和捐銀。而每次集資活動都會有一個大的緣由,多數是因會館的興建、擴建、改建、維修等。會館主事者會做出一個詳盡的預算方案,交給大家討論確認后再訂出集資方案。方案中按各家商戶每年贏利數量,按一定的比率,進行提取,自覺上交,便是厘金。
漢口作為當時中部最大的商貿碼頭,自然是晉商云集之地,由此運往北方的貨物源源不絕,因此除商戶厘金外,對過載貨物減半收之,這種集資方式在當地更為可行。《漢口西會館志》中有較為詳細的支出賬,列有五十四大宗,其中包括地基、竹木、磚石、琉璃、油漆、鐵件、麻、油、箔等建筑原料;也包括館內設施神像神櫥、風鈴、祭器等用品;也有用工的詳單,計有泥工、木工、漆工、石工、雕工、銅匠、錫匠等,連上梁的酒資等都有記錄。
除了大興土木需要大宗開支外,會館日常費也需公攤。在漢口的《山陜會館志》中,“重建西會館籌收厘金”一項中,除各種地域、行業幫會列名外,有店名可考的商戶多達1108家。漢口雖是大埠,客房云集,但有1000余戶數萬人同業商賈,而且皆為千里外的同鄉,恐怕是空前絕后了。而捐銀數量也相當可觀,其中千兩以上的大戶近50戶。如屬于太谷三多堂的“蔚泰厚”共出資4738兩;榆次常家“大德玉”共出資4692兩,為諸商之首。這些大號的經營規模大略可以想見。
晉商會館的發展,還表現在嚴格的管理制度上。在晉商會館中,大多有值年首人秉公辦事。他們輪流換班,均須協力舉善,勿得徇情。又設有司事、住持、夫役及香工等管理會館事務。據《漢口山陜會館志》載,會館管理條規定有13條,其內容主要包括所有收支賬簿、房屋、家具、菜園、地基、應用人役,總歸值年經營差委等。
晉商會館
的作用和功能
晉商為什么不惜重金,在各地修建會館呢?商人以經商為謀生的手段,以贏利為目的,出巨資修建會館當然也是為其商業利益服務的。
會館的作用具體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聯絡感情,增進鄉誼。
“睦鄉誼”是山西會館的一個主要作用。山西人的鄉土觀念比較厚重。晉商雖遍布全國,但極少有人在外定居,其商號總號也總是設在本地。從晉商在外掙錢回家置地蓋房、商號中雇員多為同鄉這一習慣也可以得到印證。
晉商跋山涉水,常年奔波在外,難免有思鄉、孤單之感,需要互相幫助。而同鄉故土這種最自然、純真的感情很容易將大家聯系起來。他們通過修建或重建會館,在同鄉、商人間集資募捐,以鄉土為紐帶結成一個民間互助團體,然后再通過在會館中祭神、演戲等一系列活動,不斷增進感情和友誼,形成一股較為強大的力量,支持其在異地他鄉求得生活的安定和事業的發展?!巴l偕來于斯館也,聯鄉語,敘鄉情,暢然藹然。不獨逆旅之況賴以消釋,抑且相任相恤”“無去國懷想之悲”道出了商人修建會館的真實意圖。
約束同行,規范管理。
同行間的競爭,尤其需要一個公正、有序的市場,這樣才不致因商業利益而損傷老鄉間的感情及和氣。遇有需要統一的規則,同鄉商人都可以在會館中協商解決,訂立公約,如星戥標準、砝碼使用、銀兩成色等。規則一經制訂,須刻石銘記,立于會館,昭之于眾,互相監督,共同遵守。
在河南南陽社旗縣山陜會館,就存有一塊清雍正二年(1724年)《同行商賈公議戥秤規矩》碑,碑載“社旗店,四方客商集貨興販之虛。原初碼頭買賣行戶數家,年來人煙稠多,開張賣載者二十余家,其間即有改換戥秤,大小不一,獨網其利,內弊難除,是以,合行商賈,會同集頭等,齊集關帝廟,公議秤足十六兩,戥依天平為則,庶乎校準均勻,公平無私,俱各遵依。同行有和氣之雅,賓主無疏戾之情。公議之后,不得暗私戥秤之更換。犯此者罰戲三臺。如不遵者,舉秤稟官究治。惟日后紊亂規則,同眾稟明縣主蔡老爺,發批鈞諭,永除大弊。”其中說的即是社旗店山陜商人為了維護“校準均勻、公平無私”的原則,“合行商賈,會同集頭(集市負責人)”,公議戥秤標準,要求“俱各遵依”一事。這樣,商人間通過訂立公約、自發管理,既穩定了市場,避免了同鄉同行間的互相傾軋,又維護了商家的信譽。
加強團結,一致對外。
明清時期在外經商的山西商人,不僅遭受封建統治者的盤剝,而且時常受到當地地痞流氓的敲詐勒索和不法商人的排擠打擊。鴉片戰爭以后,隨著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又不得不面對外商的不正當競爭和不法侵害。所以,商人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只好團結同鄉,成立會館,以會館的名義同各種邪惡勢力進行斗爭。清代向商人征收的稅種除了關稅(商人通過關津時,按規定交納的稅收)外,還有坐稅。因坐稅不入國課正額,多留作地方支用,故全國無統一稅率,許多地方稅吏任意抬高稅率,向商人征收苛稅。牙行也利用其管理市場的權力,巧立名目,向商人索取傭金。河南洛陽澤潞會館于清嘉慶二十年(1815年)立的《老稅數目字》碑,記載了晉商對稅吏向潞澤梭布商人征收高額稅收而進行斗爭的歷史。位于北京的平遙顏料會館,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公建桐油行碑記》記錄了顏料商反對牙行勒索的事例。
解決糾紛,締結和約。
商人講究“和氣生財”,一般不愿與人發生爭執,更不愿形成訴訟。但商人由于利益的驅使,尤其是同行商人在激烈競爭中很難避免出現這樣那樣的矛盾和糾紛,這時候會館為解決同鄉商人的矛盾和糾紛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同鄉商人出現矛盾,一般不以爾虞我詐、損人利己的辦法互相傾軋,造成兩敗俱傷,也不輕易采取訴訟的方式對簿公堂,讓鄉人恥笑,而往往是通過會館這一組織形式使雙方坐下來協商解決。同鄉的親情成了化解矛盾的重要成分。在鄉情的感染下,許多問題迎刃而解,雙方化干戈為玉帛,互相讓步,達成共識,簽一紙和約握手言和。在商場,大家仍是競爭對手;進會館,大家便是老鄉朋友。明清晉商團結互助、和衷共濟,一方有難,同鄉慷慨解囊、鼎力相助之事,在晉商史料中不乏其例。由上所見,晉商會館與晉商發展是密切聯系的,會館在加強山西商人團結、維護商人利益、促進晉商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晉商會館
促進文化交流和商業融合
晉商會館的建立,使三晉地域文化得以與別的地域文化進行交流,產生一種新的地域文化。
琉璃瓦是山西的傳統產品,在山西的一些廟宇建筑物中經常使用,形成了獨特的建筑風格。在河南的山陜會館,建筑物的正殿、配殿均使用這種琉璃瓦來覆蓋屋頂,使這一會館的建筑同時具有晉豫風格。又如在晉商會館中多建有戲臺,逢時過節均要在此演出晉商的家鄉戲劇。這種活動不僅對當地戲劇文化產生了一定影響,還使山西戲劇得以吸取異地戲劇文化,這種交流促進了兩地戲劇文化的發展。再如晉商會館均崇奉和祭祀關羽,在晉商會館的影響下,其他省的會館逐漸崇奉關羽,從而推動了有關文化的發展。再如,山西盛產汾酒,其制作技術好、歷史悠久,汾酒是晉商會館中聚餐宴席美酒,汾酒的制作技術隨之傳到異地。在山東、甘肅、東北等地,多有晉人仿汾酒用高粱、豆、米為原料制酒,稱之謂燒鍋。西寧府以青稞釀造謂之燒酒,即山西商人傳以山西杏花村汾酒釀造技術所制,致該地燒酒遠近聞名。
會館推動了商人在彼此交流中走向融合。如山西商人與陜西商人,他們共同在各商埠建立了許多山陜會館,形成了山陜聯盟,被人們統稱“兩商”。有時還有別的地方商人加入山陜聯盟,如開封的山陜會館在清光緒年間又有甘肅商人加入,最后形成山陜甘會館。在四川灌縣,先后有山陜、湖廣、廣東、四川、貴州、江西、福建等7座會館。這些會館之間經常進行交流、協調,在一些活動中配合行動,人們便把上述會館統稱“七省會館”。重慶的“八省會館”有山西、陜西、廣東、浙江、福建、湖廣、江西、江南等??梢?,會館在某種程度上促使各幫商人在彼此交流中走向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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