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健全勞動法律法規，完善勞動關系協商協調機制，完善勞動者權益保障制度，加強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這對于強化社會保障，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優化自主創業環境，不斷拓展就業創業服務渠道具有重要意義。

第一，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對拓寬就業新渠道、培育發展新動能發揮了重要作用。靈活就業主要包括個體經營、非全日制、新就業形態等三類就業方式。個體經營，主要包括從業人員在兩人及以下的登記注冊個體工商戶、未登記注冊的個體經營戶。非全日制就業人員，主要包括養老、托幼、家教、保潔、搬運、裝修維修等家政服務和打零工人員。新就業形態就業人員，主要包括交通出行、外賣配送、網絡零售、直播銷售、互聯網醫療等領域的平臺就業人員。新就業形態就業人員包括：一是將互聯網平臺作為經營載體或信息提供者實現就業的勞動者，其與平臺企業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適用民事法律調整；二是依托平臺就業，與平臺企業之間訂立勞動合同或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的勞動者；三是依托平臺就業，工作有較大自主性，勞動過程受到平臺企業的管理，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的情形。目前，我國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蓬勃發展、方興未艾，類型豐富多樣，已經覆蓋生產生活各領域、高中低端各層次，從業人員數量迅猛增長，規模持續擴大。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截至2021年底，我國靈活就業者為2億人左右。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在穩經濟、保就業、促增收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有效減輕了困難群體的就業壓力。特別是面對2020年以來新冠肺炎疫情嚴重沖擊、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的嚴峻形勢，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發揮了重要的“蓄水池”功能，為防范規模性失業風險、保持就業局勢總體穩定作出了積極貢獻。

第二，現行的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和社會保障制度主要針對傳統就業方式設計，還不能很好適應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這使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法律身份，同平臺企業、用戶和第三方外包企業的法律關系以及權利義務等，均缺乏明確界定和規范。我國現行失業保險和工傷保險均屬于“單位關聯型”，未簽訂勞動合同的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無法參保。基本養老和基本醫療保險雖然為其設立了相應路徑，但如選擇城鎮職工保險，會受到戶籍限制且個人承擔更高費用；如選擇城鄉居民保險，又需要回到戶籍地且保障水平低。一些用人單位為了降低成本、規避用工主體責任，采取社會化用工方式，或將勞動用工外包給第三方企業，或以加盟等方式用民事關系代替雇傭關系，或誘導勞動者注冊為個體工商戶，導致管理無序、保障缺位。第八次全國職工隊伍狀況調查報告顯示，全國僅有43%的新就業形態人員與平臺企業或第三方外包公司簽訂了勞動合同，29%的人簽訂了勞務協議，其余28%的人沒有簽訂任何形式的合同或協議。

第三，把加強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作為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重要抓手，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要抓緊研究制定保障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的法律法規和制度體系，落實完善各項支持和保護政策措施，規范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健康發展，更好促進積極就業。引導相關企業充分尊重和平等對待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完善行業公約和行業標準，促進企業加強自律、依法用工，自覺履行其應當承擔的用工和權益保障責任。加強人力資源市場監管，加強對企業用工方式的監督和合法性審查，對刻意規避監管、逃避責任的行為予以督促整改。進一步放開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人員在就業地參加企業職工養老保險的戶籍限制，支持自主選擇繳費方式和繳費基數，調動其參保積極性。全面落實困難人員靈活就業社會保險補貼政策，減輕困難人員繳費壓力。積極開展職業傷害保障試點，有序推進參保登記、職業傷害確認、待遇支付和信息管理等工作。實施維護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專項行動，推動各項法律法規和政策措施落地見效。

（據《黨的二十大報告學習輔導百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