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議》指出，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長征途中舉行遵義會議，這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第一，遵義會議是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嚴重受挫的歷史關頭召開的。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后，按照原定計劃，準備轉移到湖南西北部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國民黨當局在紅軍西進的道路上布置了四道封鎖線。在突破第四道封鎖線湘江時，紅軍在國民黨湘軍和桂軍夾擊下，付出了極大犧牲。1934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和直屬機關渡過湘江。到這時，中央紅軍由長征出發時的8.6萬余人銳減到3萬多人。

在殘酷的事實面前，廣大干部、戰士眼看第五次反“圍剿”開始以來，紅軍迭次失利，幾乎陷于絕境，這與前四次反“圍剿”勝利發展的情況形成鮮明對照。他們由此覺悟到，這是排斥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領導，貫徹執行錯誤的軍事指導方針的結果。還在中央革命根據地時，許多干部就對中央主要領導人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逐漸產生懷疑和不滿，一些軍團指揮員多次在作戰的電報、報告中提出批評意見，有的同志甚至同李德發生激烈爭論。毛澤東同志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確主張，但都沒有被接受。隨著長征中紅軍作戰的不斷失利，這種不滿情緒日益增長，到湘江戰役之后達到頂點。在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中，醞釀著要求糾正錯誤、改變領導的意見。從老山界到黎平，從黎平到猴場，一路展開爭論。這時，中央大部分領導人對于中央軍事指揮的錯誤問題，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見。在這種形勢下，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總結經驗教訓，糾正領導上的錯誤的條件已經成熟。

第二，遵義會議確立了新的正確的領導，在最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集中解決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尖銳地批評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實行單純防御、在戰略轉移中實行逃跑主義的錯誤。與會者多數同意張聞天、毛澤東等人的意見。會議增選毛澤東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張聞天起草《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取消長征前成立的“三人團”。會后不久，在向云南扎西地區進軍途中，政治局常委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中央政治局通過遵義會議決議，并及時向全軍傳達、貫徹。3月中旬，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三人團”，負責全軍的軍事行動。

第三，遵義會議后在新的中央領導的指揮下，中央紅軍重整旗鼓，振奮精神，打開了中國革命新局面。從1935年1月末到3月下旬，紅軍展開了機動靈活的運動戰，四次渡過赤水河。3月下旬，紅軍南渡烏江，佯攻貴陽后，大踏步奔襲云南，兵鋒直逼昆明。之后又突然掉頭向北，于5月上旬渡過金沙江。至此，中央紅軍擺脫了幾十萬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粉碎了蔣介石圍殲紅軍于川黔滇邊境的計劃，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并且在這以后使黨能夠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完成長征。

遵義會議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這次會議的一系列重大決策，是在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中斷聯系的情況下獨立自主作出的，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新階段，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據《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學習輔導百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