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以我們黨關于歷史問題的兩個決議和黨中央有關精神為依據，準確把握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正確認識和科學評價黨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會議、重要人物。”這里所說的“黨關于歷史問題的兩個決議”是指，1945年4月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第一個歷史《決議》”）和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第二個歷史《決議》”）。其基本論述和結論至今仍然適用，可從3個方面來加深理解。

第一，兩個歷史《決議》實事求是總結了黨的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經驗教訓。本著對歷史負責的精神，兩個歷史《決議》對毛澤東同志等重要人物，對遵義會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等重要會議，對“文化大革命”等重要事件，都作出了客觀中肯、合乎實際的評價，體現了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第一個歷史《決議》總結建黨以后特別是黨的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前這一段黨的歷史及其經驗教訓，闡述了“左”傾錯誤在政治、軍事、組織、思想方面的表現和造成的嚴重危害，高度評價了毛澤東同志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杰出貢獻，肯定了確立毛澤東同志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的重大意義。第二個歷史《決議》從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對一些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歷史人物作出了實事求是的評價，科學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經驗，實事求是地評價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充分肯定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偉大意義。

第二，兩個歷史《決議》在重大歷史關頭統一了全黨思想和行動。面對錯綜復雜的國內外形勢，全黨迫切需要統一思想、指導實踐，這是兩個歷史《決議》產生的時代背景。第一個歷史《決議》是在全面抗戰進入新階段、中國人民的革命力量受到嚴峻考驗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當時黨內主觀主義、教條主義仍然阻礙著黨的正確路線、策略的制定和執行，第一個歷史《決議》對若干重大歷史問題作出了結論，使全黨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認識達到了一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了粉碎“四人幫”后黨和國家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同時黨內也出現了值得警覺的“左”的和右的錯誤思想傾向，我們黨需要在思想、政治、組織等領域全面撥亂反正。第二個歷史《決議》的作出，實現了“總結經驗，統一思想，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目標。兩個歷史《決議》的出臺過程，既是黨倡導民主、推行民主的集中體現，又反映出黨能夠正視自身存在的問題，勇于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不斷戰勝自我、超越自我。兩個歷史《決議》為全黨正確看待歷史、科學把握現實、更好走向未來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障和思想支撐，為統一全黨思想、維護全黨團結、繼續前進提供了重要保證。

第三，兩個歷史《決議》對推進黨和人民事業發揮了重要引領作用。兩個歷史《決議》是總結我們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所產生的極其重要的歷史文獻，都是在重大歷史轉折時刻對黨的歷史經驗作出的系統總結，是我們黨在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標志。第一個歷史《決議》，為黨的七大勝利召開創造了充分條件，為奪取抗戰勝利和全國解放奠定了重要思想政治基礎，有力促進了中國革命事業發展。第二個歷史《決議》把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思想統一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路線方針政策上來，實現黨和國家工作中心戰略轉移，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

兩個歷史《決議》產生的歷史條件、時代背景、所要解決的問題、確定的路線方針政策和任務有所不同，但都是在重大歷史關頭作出的，對推動黨和人民事業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是我們黨的光輝文獻，其基本論述和結論至今仍然適用。（據《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學習輔導百問》）